如何跳出历史的重复？这考验着我国的领导层。这里，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是新疆、西藏问题本身。尽管因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等因素，外在的影响不可避免。不管我国在外交方面作怎样的努力，西方和周边国家绝对不会放弃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战略考量。这就要求我国从内部来解决问题。外部因素总是要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在这方面，我国需要重新思考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要花数十年时间，下大力气来调整民族政策。如果西藏和新疆问题能够成为内部发展的重要议程，问题并非不能得到解决，至少可以把这些问题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内。

其次，我国也需要思考其国际战略的重心。鉴于我国的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我国的外交重心必须放在亚洲。如果我国不能在亚洲崛起，那么很难谈得上在国际上的崛起。考虑到新疆和西藏问题，这种转移显得更为重要。我国在周边外交上已经有不小的努力，例如积极组织和参与江汉合作组织，但这些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国要重新思考坚持多年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原则。我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经济能力，在很多方面，经济必须开始为外交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要继续海洋外交。把西藏和新疆作为有效的手段来制约我国，把我国限制在内陆国家，这是西方的战略。我国如果放弃了海洋战略，而把所有精力放到内陆外交，这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但正如我国本身的历史所显示的，内陆外交战略会使得我国的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导致发展危机。可惜的是，即使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有关方面说得不少，但没有具体的行动。我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但并不具备足够的手段和工具。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恩惠”，尤其是美国，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国“搭便车”的问题。尽管“搭便车”在一定阶段也是一种选择，但从长远看，非常不可靠。作为大国，我国必须依靠自己。

应当看到，海洋战略的强化会缓解甚至解决内陆外交问题。我国还没有崛起之前，西方诸国都想围堵我国，但等我国崛起了，西方就改变了策略，承认我国的崛起。同样道理，现在西方和周边国家都努力寻找各种牵制我国的因素，遏制我国的影响力走向世界。新疆和西藏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但等我国真正成为具备了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那么西方和周边国家就会改变其策略。很显然，很少有国家想打美国国内或者周边国家的注意。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必须加速建设海洋国家的速度。只有我国具备了足够而强大的海洋国家能力，才能有效遏制甚至消除能够影响新疆和西藏内顾问题的外部因素，也会促使我国周边国家向我国调整政策。

我国当局和多数媒体将这两个事件归结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者三大势力，固然没错，直接将这两个事件的主谋或者说责任者归结到达赖集团领导的“藏青会”和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也没错。然而，这并不是解决解决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根本。

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单纯地谈民族和宗教问题，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讲，是没有意义的。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审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必须寻找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背后的经济利益问题，因为经济利益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核心所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疆和西藏的经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也的确有了巨大的改善。这一切，从历史的角度看，固然是一种巨大的功绩和进步，但是，从现实的角度，二十年的财富和地位分化过程，也然造成了人民群众结构组成的巨大变化。优势阶层不断扩大其利益范围，蚕食和占有弱势阶层的利益，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力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地方国家机关，尤其是基层的政府和司法体系，贪污、贿赂、渎职和腐败现象不断蔓延，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恶习逾演逾盛，最后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藏青会”和“世维会”这两个组织只是利用了这种内部矛盾而已。至于有说法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相勾结导致了这些事件，也有说法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事件，这些，仅仅是外部的一些次要原因而已。

城池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其问题的根源是内生的，如果国家领导人不从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的角度来审视该事件，不能下大决心严惩贪官污吏，不能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不能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那么，有理由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类似事件发生！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有很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依然是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收入分配失衡，必然导致经济、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就从根本上谈不上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最后的选择，就是动乱、分裂和战争！

王老这就是我对新疆、西藏等问题的看法“李凯谦虚说道

（新的一个月了，从下一章开始艳情将会重新回归。不过是朦胧的！哈哈哈鲜花投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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